晉墓銘文磚 首次現“廣州”
陶灶（東漢） 龜蛇造型的玄武形銅蓋（原件） 東漢陶船（復制品 原件被上調國傢博物館） 鎮海樓《廣州歷史陳列》預展將於2月1日起正式開展，固定展出文物共933件，其中國傢一級文物多達55件（套），許多展品為首次公開。近千件廣州歷史文物，按照新石器時代、秦漢、唐宋、明清到近代清晰排列，細說2000多年廣州城市發展變遷。本報記者專訪多位廣州文史專傢，獨傢解讀鎮海樓的文物密碼。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黃丹彤
展出陶器體現
先民生活百態
展場文物中，記者特別註意到數十件造型特別的南越國與兩漢時期陶器。廣州知名歷史學者程存潔在接受記者專訪時指出：“這批陶器涉及建築、生產交通用具、百姓生活娛樂、海上貿易等多方面的模型，內容涉及台中家電特賣我國古代經濟史、科技史、建築史、海外貿易史等。這批文物是反映漢代廣州燦爛文明的重要見證，體現瞭兩千多年前廣州的風土民情和生活百態。”
陶城堡（東漢?1956年廣州出土）：反映瞭當時東漢時期嶺南地區豪強地主擁有傢兵的情況。陶城堡呈方形結構，高墻圍繞，四角都設一處角樓，可觀察敵情。位於中軸線上的兩座城樓也有瞭望功能，人們通過堡內一條固定的樓梯上下。前後門各有兩名手持斧頭和大刀的衛兵把守。
值得註意的是，陶屋是嶺南地區漢越文化融合的見證物。廣州漢墓出土的陶屋，包括幹欄式、曲尺式、三合式、樓閣式和陶城堡等類型，其建築形制和裝飾體現著中原文化對嶺南建築的影響，同時融入嶺南地區特色。
陶灶?(東漢?1956年廣州出土)：灶上置二釜一鍋，兩壁間各附三口水缸，可利用灶堂熱力溫水。此灶形制設計合理，是漢代嶺南人註重環保，對熱能充分利用的最好例證。
陶井（東漢?1957年廣州出土）：是為數不多保存完整的陶井模型，井欄四角上立四根圓柱搭建井亭，其上有四坡式頂立一鳳鳥的亭蓋，以保護水源清潔。南方多雨，在井欄上加蓋井亭以防止井水被污染。
陶舞俑、陶樂俑（東漢?1955年廣州出土）：舞俑身著長袖寬衣和長裙，束腰，衣飾華麗，頭上結三丫髻，插五簪，貼花鈿，右手置前，左手反旋於右，作歌舞姿態。樂俑中一人撥弦彈奏，二人擊掌為節，似在為舞者伴奏。
“元延祐浮箭漏”：龜蛇造型的玄武形銅蓋原件展出
廣州留傳下來一件元代“銅壺滴漏”計時器，是展廳體形最大占位最多的物件。這件龐然大物學術界通常稱其為“元延祐浮箭漏”，其構件包括日、月、星、箭四個銅壺，還外加一個龜蛇造型的玄武形銅蓋。記者瞭解到，1959年，國傢籌建中國歷史博物館（即今國傢博物館），向全國征調文物，廣州特別將這件珍貴文物主動移交北京。目前展出的四個銅壺構件，是上世紀70年代的復制品。而其中龜蛇造型的玄武形銅蓋則為原件。
中國計時儀器史專傢華同旭博士指出，廣州這件計時器應當稱作“元延祐浮箭漏”。該銅壺滴漏鑄造於元延祐三年（1316年）。“它是我國現存最早、最大、最完整的實際使用的多級浮箭漏，形制與截面是平截頭錐體形，這種器型在我國很少見。”華同旭介紹，元代以前，中國漏刻器型主要包括上下直徑相同的圓柱形和上大下小的方鬥形。與我國這兩種傳統漏刻器型截然不同的是，它的日、月、星三隻播水壺，均做成平截頭圓錐體，與古代埃及漏壺的外形很相似。“考慮到元代疆域遼闊，中外交流繁盛，該計時器是否受到西方技術的影響是很值得探討的。”
日壺之側鑄有作頭（即工匠）、監制官員姓名及制作時間。漏刻原置於廣州拱北樓。1857年拱北樓火災，漏刻移置它所。1860年，兩廣總督勞崇光懸賞購得之。月壺略有損壞，其蓋與日、星兩壺蓋均補鑄，並於月壺上鑄“大清咸豐十年冬月吉日，兩廣總督勞崇光重修”字樣。
廣州晉墓出土銘文磚：文字史台中電器批發首次出現“廣州”
廣州晉墓出土眾多銘文磚。記者見到四塊，其中一塊的側面豎排刻有陽文：“永嘉世，天下荒，餘廣州，平且康。”最引人註目的是上面所書“廣州”二字。“這是廣州歷史上‘廣州’一詞的首次現身。”廣州博物館副研究館員陳鴻鈞向記者解讀瞭其中鮮為人知的細節。
“226年，孫權將疆域遼闊的交州（轄域相當於今天廣東、廣西及越南北部）分為交州與廣州兩部分。大概以合浦為界，合浦以北以東區域劃歸廣州，合浦以西以南區域劃歸交州。廣州之名由此而來。當時的‘廣州’是指一個大的行政區域，由原交州分出南海、蒼梧、鬱林、高粱4郡，設置廣州，轄域相當於今天的廣東與廣西東部。廣交分治，在嶺南歷史上是件大事。不僅‘廣州’因此得名，乃至後來‘廣東省’的出現也與此有密切關系。”陳鴻鈞說。
此外，“‘永嘉世，天下荒，餘廣州，平且康。’從字面註解，即當四處戰火連天，人心惶惶的時候，五嶺以南的廣州卻處於‘平且康’的社會局面。那時的廣州居民，可以開設集市，自由進行商品貿易。”
另外三塊銘文為：“永嘉中，天下災，但江南，皆康平。”“永嘉世，九州空，餘吳土，盛且豐。”“永嘉七年癸酉皆宜價市。”根據陳鴻鈞的考證，這些文字，反映瞭晉南朝時期中國北方動蕩，南方穩定，北人南遷，人民安居的宏大史實。
廣州東漢陶船：平衡舵造船技術領先歐洲逾千年
記者在館內還看見瞭一艘復制的東漢陶船，設有船前錨和船尾舵，是一種軸轉舵裝置，說明當時廣州造船技術的先進程度，比歐洲整整早出1000多年。
廣州博物館退休的副研究館員黃慶昌向記者解讀瞭這隻東漢陶船的技術含量。“東漢陶船1955年廣州市區東漢墓出土，原件1959年被中國歷史博物館（現國傢博物館）調走，是一艘航行內河和淺海岸的客貨兩用船陶模。船分前中後三艙。船艙下面裝貨、艙室載客，船尾有瞭望樓。船前系台中電器批發商錨，後有舵。船頭兩邊安插槳架三根，艙內橫架梁擔八條，以加強船體結構的牢固及加深吃水量。其中，‘舵’的發明是對世界造船史的一大貢獻。有趣的是，在細節的塑造上還有姿態各異象征水手與乘客的6個陶俑。”
船隻行駛過程中，舵用來掌控船舶航向，船隻停泊時，錨用來固定船隻。“台中南屯家電行推薦這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軸轉舵裝置，阿拉伯人大約在10世紀才開始使用舵，而歐洲人使用平衡舵的時間則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中國使用舵的時間比歐洲整整要聯毅家電生活館｜台中家電特賣｜台中家電特賣會早1000多年。”
黃慶昌還註意到一個重要細節：作為隨葬船模，廣州漢墓發現20多例，創下全國出土船模最多的省市。說明嶺南交通“陸事寡而水事眾”的特征，成為當時嶺南地區造船和航運交通發達、商業貿易繁榮的反映。“由此推論，廣州之所以在海上絲綢之路占有不可代替的地位，造船規模宏大、技術先進是一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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